廣播電視立法關系到公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政治權利，關系到公民利用頻譜資源等經濟權利，也關系到公民的文化創作、文化傳播等文化權利，特別是各國憲法都將言論自由作為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要求立法機關不得制定限制公民言論自由的法律。許多崇尚“言論自由”的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卻制定了廣播電視法，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不僅有判例法，還有比較完備的廣播電視成文法。主要原因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頻率資源稀缺是廣播電視立法的直接動因
    廣播電視最早最常用的傳輸介質是無線電波，而無線電頻譜資源是有限的，并不是人人想用都能使用的。同一地域同一頻率不能被同時使用，否則就會產生干擾，像公路、水路、空中交通一樣需要立法予以規范。上個世紀20年代美國的無線廣播發展迅猛，新架設了許多電臺，一些電臺任意增加頻率和播出時間，結果造成相互干擾，廣播組織、收音機生產廠商和廣大聽眾都有意見，要求政府加強管理。1926年美國總統要求國會制定更為全面系統的廣播法，192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廣播法，1934年通過了聯邦通訊法。隨著有線、衛星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廣播電視的傳輸介質越來越多，特別是數字、網絡等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廣播電視網絡傳輸容量不斷擴大，但是仍然不能滿足人人都能使用的需求，廣播電視頻率依舊是稀缺的資源，因此仍然需要通過立法進行規范使用。
    （二）公共利益是廣播電視立法的重要基石
    廣播電視頻率資源屬于社會公共資源，應當服務于公共利益。1925年美國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在第四次年度廣播會議上首次提出了廣播通訊中的“公共利益”概念，他指出：天空是一種公共傳媒，它的使用必須是為了公共福祉的需要，只有在公共福祉存在的情況下，電臺頻道的使用才具有正當理由。他認為，為了確保公共資源不被浪費或者濫用，政府有責任制定標準，做出選擇，賦予廣播機構有限的壟斷權，獨家使用某一頻率；同時有權要求廣播機構為公共利益服務。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接受了“公共利益”的概念，將公共利益作為廣播電視立法的重要基石，在廣播電視法中首先規定“公共利益”的目的和原則。比如美國1934年聯邦通訊法將“公共利益、便利和必需”作為立法監管的原則，日本廣播法第一條規定：為了使廣播符合公共利益并健康發展，保證廣播最大限度普及到國民中，保證廣播不偏不倚、真實、自我克制和表達自由，明確廣播業者的職責，使廣播有益于民主主義健全發展。公共利益在各國有不同的含義，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含義。在數字廣播、數字電視時代，公共利益標準依然是廣播電視法律的核心基石。比如美國制定頒布數字電視轉換法案，對低收入的人群給予一定補貼，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
    （三）言論自由是廣播電視立法的憲政依據
    言論自由源于英國政論家約翰·密爾頓，1644年他在《論出版自由》的演講中指出：讓我有自由來認識、發抒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對言論自由作了更加深刻的論述，馬克思指出：發表意見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正是頭腦的解放才使手腳的解放對人具有重大意義，出版作為一種由頭腦實現的行業，應當比由手腳起主要作用的行業有更多的自由。馬克思還指出：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沒有新聞出版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新聞出版自由，因為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言論自由的觀念根植于市場經濟的土壤，以法治為基本的準繩和基本的特征。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憲法都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公民行使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不得侵害國家、社會組織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益。這成為廣播電視立法的憲政依據。許多國家制定廣播電視法都援引憲法中對言論自由的規定，禁止新聞審查，限制所有權過度集中，維護市場競爭和文化的多樣性，保證公民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和使用廣播電視媒介。
    （四）社會責任是廣播電視立法的道德壓力
    由于廣播電視具有現場感、形象感、逼真性以及接收簡便等特點，不識字的文盲、沒有經過系統知識訓練的少年兒童、以至于各種受閱讀限制的人士都可以接收到無處不在的廣播電視信號，廣播電視的影響范圍巨大，影響對象廣泛。除了傳播者初始的把關外，在傳播過程中沒有了別的關卡，受眾對開路播出的廣播電視節目不可選擇，它們不像電影那樣，可以在觀眾進入影院時通過檢票關口。同時，由于廣播電視信息流具有不可忽略性，碰到不合適的內容不可以跳過去，除非觀眾關掉接收機或者選擇離開，所以即使是少年兒童也只能繼續收聽收看下去，廣播電視要比報紙雜志對少年兒童的影響更大。但是在廣播電視高速發展過程中，由于片面追求收聽收視率，低俗、暴力、色情等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內容不斷充斥熒屏，對未成年人造成了極壞的影響。許多國家立法要求廣播電視應當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并且對廣播電視實行比報刊雜志、電影等更為嚴格的管制。
    總之，廣播電視立法的目的是維護公民的言論自由，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維護國家的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促進頻率資源的有效利用，更好地為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