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登陸央視春晚被廣為傳唱開始,《時間都去哪兒了》至今都活躍在很多人的歌單里。它詞曲樸實卻不失細膩,歌者娓娓道來,悠悠曲調讓聽眾都能聯想到自己的故事。
詞曲咬合,相得益彰,這就是董冬冬和陳曦夫婦日常的創作狀態,在過去的10多年里,董冬冬和陳曦完成了超過200部電視劇、數十部電影的音樂創作,其中不乏《夏洛特煩惱》、《無人區》、《私人訂制》、《戰狼》、《心花路放》、《道士下山》、《山河故人》、《一秒鐘》、《人民的名義》、《軍師聯盟》、《歡樂頌》、《扶搖》、《媚者無疆》等票房大片和高口碑熱播劇。他們創作的主題曲獲獎無數,同時也在TME、網易云音樂坐擁諸多年輕的歌迷。
今年上半年熱播的《光榮與夢想》、《小舍得》、《八零九零》的歌曲和配樂,也都出自二人的珠聯璧合。這份影響力讓我們深信不疑:優秀的原創音樂能幫助影視劇完成講述,它對票房和收視有著積極的加持作用。
董冬冬和陳曦以時間為母題,創作了這么多優秀的音樂作品,但很多圈內大咖第一次知道他們是80后時,都感到訝異:藝術需要時間和閱歷的沉淀,他們這么年輕,怎么做到的?
近日,《電影中國》和這對音樂伉儷深聊了兩個小時,圍繞創作過程、創作理念、分工上的默契,甚至錄音等設備的選擇,試圖解碼他們的創作密鑰。
2014年央視春晚,王錚亮彈唱了一曲《時間都去哪兒了》,打開了全國觀眾的記憶閥門,社交網站上都是求原曲的呼聲。就連央視的《新聞聯播》,都破天荒地在春節假期最后一天放出彩蛋:以《時間都去哪兒了》作為片尾曲,曬出全網征集的百姓全家福,被譽為“史上最暖心的結尾”。從那時起,這首歌就成為了內斂含蓄的國人,傾訴親情時的必選曲目,往往前奏一起,就會讓人代入濃濃的思念。
這首歌的詞曲作者董冬冬、陳曦,就這樣“殺”入了大眾的情感。人們很快發現,這對搭檔其實已經創作出包括《時間都去哪兒了》、《終于等到你》在內的多首金曲,從各個層面描摹了都市人群的情感關系,而這份默契,起源于他們還是北京電影學院錄音系的同學那段時光。
從同學到同行再到夫妻,兩人在音樂創作領域始終保持著質優而高產的水準,《一次就好》、《咖喱咖喱》、《有個愛你的人不容易》、《一秒鐘》、《一生等你》、《時間的遠方》、《一念之間》、《影》、《山河故人》等多首作品出圈。與此同時,他們還參與了大量影視劇的音樂創作工作。
隨著影視行業分工的日益專業化,職業化,影視音樂的重要性也逐漸凸顯出來。而董冬冬和陳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幾乎“包辦”了所有高分影視劇的音樂定制。
有細心的歌迷理過一張長長的名單,分門別類地列出他們的創作,保持這種水準背后,除了彼此的默契,更多的是這對科班出身的音樂人日積月累的思考和實踐,以及視音樂創作為“手藝活”、精益求精的職人態度。
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習經歷,讓董冬冬和陳曦很早就接觸到電影制作的各個層面,他們創作的時候往往會帶入更多的情景思維。
“我們拿到一部影視劇,首先會從劇作本身去分析,編劇為什么這么創作;再從導演的角度去思考,他為什么要這么拍;甚至我們還會寫一些小的分鏡,類似人物小傳,幫助我們思考怎樣更好地用音樂語言來協助這個影片完成講述,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功課。”董冬冬說,“影視音樂創作首先要懂戲,它要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核心表達又是什么?等你理清了這點再去創作,才不會空洞。同時,我們還會輔以生活的觀察,情緒的感悟,由此得到很多靈感。”
影視劇的題材千變萬化,不同的故事、風格對于音樂的要求也不盡相同,音樂創作者對于“戲”的理解,以及對導演意圖的把握分外重要。
以《小舍得》為例,這是他們從美國回來后接的第一部戲,在和導演深度交流,拿到部分片花后,兩人首先開始規劃框架:到底這個劇的音樂特點是什么?
陳曦介紹,《小舍得》的音樂量其實不大,每一集大概只有十幾分鐘。因為他們看了之后發現,這個劇本身很寫實,音樂不能搶戲,更不能讓觀眾出戲。所以在創作過程中,他們一直在找一個平衡點,用中性的音樂來匹配不同的場景和不同的情緒表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很多嘗試。
比如第一集里10分鐘的家庭聚餐,從最初的合家歡到后面的劍拔弩張,陳曦幾乎把所有的音樂類型都試了一遍,最后呈現出現在的樣子——整體很克制,暖暖的,耐聽。
所有人都很滿意。
而差不多時間開播的另一部《八零九零》,配樂占比明顯多了,平均每集大概有30分鐘,也是因為導演希望音樂能起到推進劇情的作用,因此他們讓劇中的音樂有了更豐富、更飽滿的情緒。
在陳曦看來,音樂創作不管是寫詞還是作曲,包括后期的貼片,以及到混錄之前,都需要整部戲過一遍,才協調,不會有某一處出現突兀感,這是快不來,也是少不了的——因為這是時間對時間的藝術。
除了制作方,一部影視劇用什么樣的歌,很多時候還跟演唱者有關,音樂制作人要根據演唱者的音色音域,進行創作。
董冬冬和陳曦沒有在《時間都去哪兒了》《一次就好》《一生等你》等“金曲”的成功上躺平,他們不斷突破,不斷嘗試新的音樂類型,在音樂使用的跨度上,包括填詞的風格上,都表現出了極大的開放性。
從古典到流行,到藍調布魯斯,再到新時期音樂,甚至有很多配器的變化都是超出想象的,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可以適配這么多不同類型的歌手,不斷推出新的ost刷屏,以及包攬諸多不同風格影片的bgm的原因。
為了不停地自我突破,陳曦在拿到北京電影學院的碩士學位之后,又繼續去伯克利音樂學院深造作曲、指揮等專業。
問她為什么還要這么辛苦,還要不斷去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她的回答是:我想搞清楚他們做音樂的邏輯,他們是如何思考音樂底層結構的。大家聽到的作品已經是創作的一個結果了,這個結果是怎么出來的?我需要去學習西方古典音樂的邏輯,那其實已經很接近數學的概念了。
進校之后,陳曦選修了所有歌詞和歌曲的寫作課。在學習的過程中,她發現自己的創作很多時候是線性的表達,西方音樂更注重和聲的結構性的表達,而將這兩種思維方式打通運用后,她的創作能有完全不同以往的收獲。
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總是有限的,繁重的課業,巨量的工作,需要用智慧做出取舍。但于董冬冬和陳曦而言,音樂創作是工作更是熱愛,因此當他們談及某一部很滿意的作品時,眼里泛著灼灼的光。
我特別喜歡我倆現在的狀態,做音樂是能夠看到結果,誠實對待自己內心的工作,它也是我們的事業。
真正熱愛,不管幾歲都會投入全部熱情。比如張藝謀導演,都70多歲了,他拍戲的時候可能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但依然不會疲倦。
隨著中國音樂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成熟,更新的技術和設備進入音樂創作領域,編曲的門檻似乎變得更好進了,但入門和優質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明顯。
董冬冬和陳曦對于設備的選擇和作品完成度之間的關系,也有自己的理解。
因家學淵源,1997年董冬冬就有了MIDI設備(樂器數字接口標準下的作曲、配器、電子模擬的演奏系統)。“那個時候一臺合成器要兩三萬,做音樂的門檻真的很高。但現在一臺電腦、軟音源加上小鍵盤,沒多少成本,就可以創作了,這不是壞事,它讓更多有才華的獨立音樂人進入了這個行業。就像歐美的一些流行音樂,它就是以編曲電子化為主,可能一個好聽的loop(預制作好的音樂片段、素材)從頭用到尾,再往里加唱就可以了。”
但因為從小跟著父親錄音,董冬冬有著一個很強烈的意識:真樂器演奏出來的質感完全不同。所以至今他還堅持著在作品里用真樂隊的習慣。
“找真樂隊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提升效率,比如,你為了模仿花了一天時間,最后可能5分鐘讓小提琴拉一遍就對了。”董冬冬說。
當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也要做不同的選擇,比如寧浩的《瘋狂的賽車》,董冬冬就用了很多電子音樂;還有一些幽默搞笑的段落,就要用電音做出小提琴的感覺,才有笑果。
鑒于此,董冬冬和陳曦在錄音創作過程中,對于設備的選用尤為重視。
董冬冬表示,“對于音樂人來說不可或缺的,或者說比較在意的是話筒。我早年在酒吧表演過,當時不管是唱歌還是彈琴,用的都是被譽為萬能話筒的舒爾SM58,當時圈內基本都用它,后面即使自己有了錄音棚,這只話筒依然有用。”
最近董冬冬每天寫歌用的是舒爾的鋁帶話筒(舒爾KSM353)。他對這只話筒評價極高,“它的聲音特別暖,原來我覺得鋁帶話筒只能錄樂器,我一般用它錄圓號,兩邊各站一個人,剛好八字指向,用鋁帶話筒錄制正合適。一些錄音師還會用鋁帶話筒錄底鼓,錄管樂。管樂聲音暖、爆發力強,很容易破音,鋁帶話筒的包容性強,錄樂器方面非常好用。”
“但這一次我發現用它錄人聲也非常不錯,相比之前用的話筒,聲音更有質感、更亮了。”他似乎發現了這只話筒的隱藏技能,“所以我新的錄音棚打算主麥克風就用這支鋁帶話筒,讓歌手也試試看,他們往往也挑話筒。”
舒爾這支鋁帶話筒甚至讓董冬冬的工作流程都有了一些變化——用了三四個月了,以往做配樂基本都要拿到錄音棚去,現在很多時候直接用在家就可以錄了,不會收進雜音,聲音又特別暖,比在錄音棚更放松。
董冬冬對于舒爾的話筒十分信賴,他還特別推崇SM57這款樂器話筒:“SM57幾乎可以滿足任何一種樂器的應用需求,在業內我們稱之為‘萬能樂器錄音話筒’,當然舒爾也有像BETA系列,KSM系列這些高級的樂器話筒。比如KSM137、KSM141這兩款小振膜樂器話筒,我經常應用它錄制銅管樂器/木管樂器、甚至低音提琴和底鼓這些近距離拾音的,我要求話筒能采集到所有細節,這些話筒正好能滿足要求。”
世界上有很多的美好發生,聆聽美妙的音樂就是其一。
董冬冬和陳曦在一起20年,在攜手音樂創作的道路上也走過了15個年頭,他們是最親密無間的伴侶,也是最了解彼此的朋友,他們時時刻刻都用音樂創作美好。
在未來,這對夫妻還有著更豐富的人生計劃:作品音樂會、培養新人、旅行……未來對他們而言,意味著更多的體驗和探索。
在下午的這場交談中,傾聽完他們的音樂故事,愈發被他們的性格和才華所折服。祝他們的生活比歌曲還要浪漫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