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生命只有一次
巴黎圣母院大火談文物保護
- “巴黎圣母院享年856歲，卡西莫多流離失所。”
- “塞納河上心碎，圣母院內魂飛……”
- “卡西莫多失去了他心愛的姑娘，而巴黎，也終究失去了他們的圣母院。”
- “這座城市在這一刻無限接近覆滅。”
- “塞納河畔的濃煙籠罩著這座近千年歷史的建筑，突然心如刀割……”
- “直到那片火光，我才意識到世界上很難有永垂不朽。”
- “巴黎少了個地標，世界少了份文化。”
- “文字在那個時代偉大大聲，實物卻在今天這樣慘淡收場。”
- “誰也想不到巴黎圣母院會坍塌。這種沖擊感，就像9.11那天，我在廈門簡陋的酒店里，從鳳凰衛視中文臺里看到雙子塔的倒掉。”
- “所有世間的美好，也許擦身而過，就是一生永失。”
這些情真意切，同時又近乎詩意的詞句，說的卻是一起悲傷的事件——巴黎圣母院大火。
當地時間4月15日18:50，巴黎圣母院發生重大火災，856年的藝術瑰寶幾乎被火焰吞沒，兩個小時之內，一千年的文物被付之一炬。這一天，卡西莫多的鐘樓沒了，八百多年了，作為這個城市的象征，巴黎圣母院躲過了一戰時德軍的炮擊，躲過了二戰戰火的威脅，但這一天黃昏，卻沒能在一星火光中幸免。
火災發生后，法國總統馬克龍取消了當天的全國講話，緊急趕往現場，并在推特上表示：“被火焰吞噬的圣母院，是整個國家的情感。”
成百上千的民眾跪在西堤島外高唱圣歌祈禱，卻徒勞無助地只能看著火越燒越旺，哥特式尖頂坍塌成一個窟窿。
“巴黎圣母院與埃菲爾鐵塔、凡爾賽宮，并稱法國文化與歷史的三大輝煌象征。
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位于法國巴黎西堤島，矗立在塞納河畔，是一座哥特式風格的天主教教堂。在教堂中有諸多藝術珍品，其中玫瑰花窗更是舉世聞名。
這座被視為“西方最大的宗教建筑物”由1163年旭利主教墨洛溫王朝時期的巴黎大教堂下令修建。光修建就花了200年，直至13世紀中期。
目前，巴黎圣母院每年約接待1300萬名游客參觀。
巴黎圣母院與圓明園
老房子著火是很難救的，社交媒體上，一片哀悼。
大多數都認為巴黎圣母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對如此眾多的藝術結晶被大火毀掉表達了遺憾和痛心——一如馬克龍和所有法國人一樣，“今晚我很難過，看到我們內心的一部分被燃燒掉。”
當然，也有一小部分心有不忿者——“自家羊圈被燒個精光還心疼仇家牛棚”。于他們而言更多是“解恨”，認為是“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其根源就是159年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事件（1860年）——“如果說巴黎圣母院是法國乃至于全歐洲的文化象征，那么中國的圓明園就是世界文化的瑰寶”。
甚至也有為“法國燒沒燒圓明園”洗地的，旁征博引，儼然歷史大家。
兩派相互攻訐，勢同水火。
今天我們不討論雙方的恩怨對錯，大家自行百度一定可以看得盡興。
作為一篇行業文章，如果過多篇幅堆砌網文，一味“借花獻佛”那就是耍流氓了。我們有這個自覺，所以在這里只聊一聊巴黎圣母院的“身后事”。
巴黎圣母院的“身后事”
前不久一則“美國青年毀損秦始皇兵馬俑”的新聞上了頭條，我們的歷史瑰寶被破壞已經使人義憤填膺了，而“半個陪審團竟認為他無罪，導致美國法院最后判決該男子無罪釋放”的結果尤使人無法忍受，卻只能靠“200年歷史的美國知道什么是文物？”這樣的冷嘲熱諷來發泄不滿了。
美國可以，那法國呢？巴黎圣母院夠古老嗎？
毫無疑問很古老。
對標中國的歷史，巴黎圣母院1163年開工，那一年，南宋孝宗皇帝趙慎下詔為岳飛昭雪，將岳飛遺體從九曲從祠遷出，以“孤儀”改葬于棲霞岑下，那一年，辛棄疾剛剛入仕南宋朝；1345年竣工，那一年，“元四家”之一的倪瓚剛剛完成他的《六君子圖》，那一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剛開始當和尚。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岳飛、“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辛棄疾為歷史所銘記，悠悠歷史的巴黎圣母院，我們在茶余飯后感嘆惋惜一番她的失火，實不為過。
以法國的技術水平和文物復原能力以及GDP排名世界第六位的財力，重建圣母院大概是沒有疑問的。畢竟19世紀那一次，其實已經算是半重建了。但具體實施也并非易事，之前僅僅只是整修，1.5億歐元經費的籌備就已經大費周章，馬克龍說要重建，花費勢必是一個天文數字；同時，這必定是一個極其浩大的工程，以法國人的工作效率而言（從網絡參考），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建筑承載的歷史價值永遠消失了。上海交通大學建筑文化遺產保護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曹永康表示，“一般來說，火災對建筑的傷害程度是很大的，而且這種價值損失不可逆。”
巴黎圣母院玫瑰花窗
因此，大家遺憾痛心的地方還在于此——對那些本以為找個時間去就能輕易看到而蹉跎著“下次再去”的人們而言，這十年二十年意味著什么？很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就在我們愣神的剎那間，也許就面目全非了。
在這漫長的時間，要么拿出照片緬懷，要么去到遺址參觀——一如我們現在去參觀圓明園一般，要么就是去網上看已經全面掃描保存的數字化影像。
文物保護，勢在必行
巴黎圣母院大火后，馬未都先生第一時間在微博上表示了關注和惋惜。正如馬未都所言，文物生命只有一次，失去就不會再來。那么，我們應該怎么保護好文物的這僅有的一次生命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2017修正)第一章第四條指出，文物工作應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第四章第四十七條則指出，博物館、圖書館和其他收藏文物的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配備防火、防盜、防自然損壞的設施，確保館藏文物的安全。
我們相信這些舉措在所有的文物保護單位都是這么貫徹執行的，而且只可能更細致，包括巴黎圣母院，但天災人禍仍然不可避免。實際上，僅僅只是以火災而言，世界各地著名古建筑失火被毀的事例不勝枚舉，實是人類共同的損失。
而且有一點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文物種類千差萬別，保護力度和保存條件也不盡相同，很多的文物都處于較為復雜的自然或者人文環境，或者處于較為簡單的保護條件之下，發生危險的幾率都是很大的。有些文物，比如壁畫等，以如今的科技條件來說，無論如何保護修繕，隨著時間的流逝，都在慢慢褪去她最艷麗的色彩，漸漸模糊輪廓直至消失。
莫高窟壁畫
以敦煌莫高窟為例，在自然因素作用和人為的破壞之下，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畫正遭受著各種“病痛”，加上現在旅游業的興盛，每天巨大的客流量導致窟內二氧化碳增高、溫度濕度上升，給原本脆弱的彩塑和壁畫造成進一步破壞。而且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敦煌，云岡石窟、西斯廷教堂、金字塔等全世界范圍內的歷史遺珍都遭遇著同樣的困境。
這個時候，文物的數字化就成了“保留手段”。
在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今天，數字化和AV技術為保護文物并將其發揚光大提供了解決之道。通過數字化掃描、記錄，再用投影、聲光等AV技術還原的方式解決文物保育的難題，正在得到廣泛的應用。
秦始皇兵馬俑數字博物館、敦煌220窟數字展示中心等都是文物數字化的典型應用。
建于唐貞觀16年(公元642年)的敦煌220窟，其數字展示中心選址在莫高窟保護區域15公里外，包括游客接待大廳、數字多媒體陳列區、數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技術人員把220窟內激光掃描數據及7,000多張實景拍攝的高清照片，以虛擬實境技術作后期加工，制成2D和3D動畫，讓觀眾于360°環回投影環境內，以1:1比例觀賞窟內佛龕、壁畫等藝術珍品。
索尼4K投影助力敦煌莫高窟遺址保護
與此同時，數字中心還對莫高窟進行VR虛擬漫游——把洞窟在一個或者多個視點上全景式360°漫游拍攝，全方位記錄洞窟所有信息，包括天花和地面，將虛擬漫游技術及三維測量重建技術結合進來，實現了洞窟的逼真再現。
這也是莫高窟積極推進文物數字化的一個成果。敦煌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對各個洞窟進行數字化記錄保存。微軟亞洲研究院專門為莫高窟拍攝定制的十億級像素“飛天號”數字相機，通過自動拼接功能和焦點合成技術，僅用一幅照片就可拍攝一個完整的中型佛龕，實現高精度的色彩逼真的數字壁畫采集、存儲及處理。
甚至可以說，敦煌的數字化工程，已經遠遠超出了對文物本身的保護，它將整個環境和自然都考慮在內，通過數字化技術達到對莫高窟的保護與利用，解決保護和利用的矛盾。多年后，也許物質的莫高窟已在歲月的風沙中日漸磨損，而數字的莫高窟卻將以生動的形態延緩這些珍貴遺跡消逝的腳步，讓這些精美絕倫的壁畫以數字化的形態永葆青春。
故宮博物院第七任院長王旭東
日前，原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接替單霽翔先生，成為故宮博物院第七任院長。竊以為，包括文物數字化方面的這些工作成績在內，一定是王院長能夠“入主”故宮博物院的重要砝碼。
王旭東院長曾說，“文物數字化是最大的預防性保護措施。”據他介紹，在總計500多個敦煌石窟中，已有至少180多個洞窟實現數字化，占整個規模的近三分之一。至少有30個洞窟的數字資源中英文版都已上線，實現全球共享，其中的高清圖像，比到洞窟現場借著手電筒光看得更加真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圓明園亦是文物數字化的對象之一。
自2013年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現輝煌——數字圓明園研究及文化旅游應用示范”項目啟動，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郭黛教授團隊目前已經完成了所有能夠采集到詳實信息的圓明園景區的數字化復原工作。80余位專業人員，10,000余件歷史檔案，4,000幅復原設計圖紙，2,000座數字建筑模型，6段歷史分期中的120組時空單元，終于讓圓明園這座“萬園之園”跨越了310年的時光，再次展現在大家面前。
的確如此，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一些歷史人文遺產往往都遭到嚴重破壞，一些古建筑也逐漸陳舊腐蝕，甚至已經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如果重建不僅耗資巨大，而且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以虛擬現實技術再現昔日本色，既能夠完整表現古跡的真實面目，是復原古跡的前期首選，又可以節約成本，節省時間。文物古跡的數字復原，不僅為文物保護提供了有效的數字存檔，而且使城市形象、旅游資源宣傳信息量擴大，顯示不再單一，滿足了多方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