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為創刊號專欄定了這個題目以后，筆者做了反復思考，覺得原演講稿的內容已經多番地被中外媒體討論過和闡述過，想改一下路線，反過來，看看現代科技，尤其是數字科技如何把傳統的電影工藝和美學觀念改變，甚至顛覆，破壞，也許更有意思。
今天先談談移動攝影機的問題，在電影的嬰兒時代，創作人覺得攝影機不能運動，移動的話就會把觀眾的視點搞糊涂了，破壞了完整有序、容易理解的空間關系，就像電影的萌芽時期制作人反對剪接，害怕攪亂了觀眾的時間觀念一樣，所以一百一十年前的電影只在固定的視點記錄“舞臺”的演出而已，也就是透過簡單的方法用鏡頭重現故事。同時，這個時期，為了滿足觀眾坐在劇院前排正中心位置觀劇的優越感，電影制作人多用固定的攝影機拍攝演員的中景，也是造成攝影機固定不動的原因之一。
《火車大劫案》攝影師Bill Bitzer在火車上進行拍攝
1903年的《火車大劫案》就使用了橫搖的鏡頭，然而，有創意的電影藝術家，例如導演格里菲斯和他的攝影師 Bill Bitzer 為了追求電影拍攝的可能性，不斷探索新的拍法和敘事形式，在1908年他們就想到把攝影機捆綁在行進中的火車向前拍攝。但是電影史學者一般認同世界上第一部用軌道鏡頭進行拍攝的故事片是意大利電影《CABIRIA》，在一個連貫的鏡頭中攝影機在軌道上移動，尤其是以水平方向橫移或者后來發展到在弧形軌跡上移動，在電影美學上具有重大意義。
意大利電影《CABIRIA》
攝影機在拍攝中移動了鏡頭垂直軸心，也就是鏡頭的視點，意味著導演帶領著觀眾離開劇院的固定座位，游移地觀看世界，從不同的視角觀察事件，這一微小的拍攝手段變化，發掘了電影的一種特質，從美學的層面把電影徹底地從單純的“記錄舞臺”中解放出來，形成自身獨有的敘事形式，在連貫的時間里展示不同的空間，擺脫了對舞臺劇的從屬關系，就如電影的流動影像組合成“動態畫面”(Motion Picture)，有了時間元素后就把電影從平面攝影中分離出來。
撇開美學上的重大意義，攝影機運動在創作上的現實意義是它的敘事語言，開始的時候，人們只在尋求視覺上的新鮮感，讓畫面更加有趣來吸引觀眾的眼球，只是作為視覺刺激的一種手段，逐漸地透過實踐，藝術家們發現不同的攝影機運動本身就是電影講故事的獨有工具。舉個例子，導演們很早就發現了攝影機直線地向前移動，在連續的鏡頭里拍人物從中景到特寫的變化，就可以加強這個角色情緒受到沖擊的力量，是一個很通俗而行之有效的“視覺感嘆號”，推而廣之，配合著升降設備的使用，朝其他方向移動的鏡頭，可以有“賣關子”、“揭秘”或者“伏筆”的功能，按具體情節發揮不同的作用，而圍繞著主體的弧形旋轉的攝影機運動，可以產生“暈眩”或“陶醉于自我世界”的感覺??
有趣的是，科技的演進，一方面提供更多電影語言的可能性，但發展過度，到了濫用階段卻反過來剝奪了這套傳統語言的使用，扼殺了它的視覺心理功能。科技允許攝影機逐步變小、變輕，一些過去不能實現的運動效果成為可能。簡單地分類，每一種不同的鏡頭運動應該有不同的觀影效應，使用軌道、升降臺等重型機械，攝影機運動非常順滑穩定，斯坦尼康或同類的穩定器給我們一種飄逸、流動的奇妙視覺經驗，手持機器，掌機者身體的振動直接傳進畫面，顛簸厲害，但有“人性”在內，運動的變化也很靈活而具凌厲的突發力量，各具特色，有想法、有認識的創作人會依據情節的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
然而，由于近十年高分辨率的數字攝影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機身的體型愈來愈小，重量越來越輕，到了五年前，就連數碼單反 (DSLR) 也能拍攝每秒24幀的全高清影像，成為了高端電影制作的輔佐工具，由于其重量和體積絕對方便手持拍攝，人們自然慣性地手持拍攝，以“方便”、“靈活”和“易于捕捉”為由把所有掌機員變為“人肉三腳架”（更準確點說應該是“人肉兩腳架”），把科技提供的可能性發揮到極致，其后果就是我們每天面對一大堆視頻，包括電影， 充斥著搖搖晃晃的鏡頭，不分類型，不分情節或角色當時的情緒，一律用手持拍攝，這種濫用，不但令人目眩想吐，更罪過的是它讓我們視覺疲勞，對于用手持這一手段說故事或加強心理效果已經不再起反應了，既剝奪了創作者使用這套電影語言與觀眾傳情的權利，也剝奪了觀眾接收信息的移情作用。
“人肉三腳架”
說到手持攝影機的典范不能不提麥當雄導演、古國華攝影的八十年代港片犯罪經典《省港旗兵》，結局篇警察在香港九龍城寨的窄巷圍捕大陸悍匪的一場追逐槍戰戲，在縱橫交錯的窄巷中，小型 Arriflex 35IIC 發揮得淋漓盡致，靈活矯健，與演員的動作配合無間，猶如跳探戈舞之妙。筆者拍攝的《省港旗兵第三集》中也有不少手持追逐鏡頭，但力量感和整體成績就不如第一集好。
著名英國導演 Stanley Kubrick 使用 Arri 35IIC 拍名作《發條橙》，讓攝影機與演員一起狂野，也算一絕。此外，Steven Speilberg 導演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也有一段有理有據地使用手持攝影機的戲，片中第二場美軍在諾曼底搶灘與德軍發生激戰，手持攝影機在低位移動，加上其他視覺效果處理，力圖模仿在灘上在槍林彈雨下爬行士兵的視點與視覺經驗，極度真實地還原在觀眾面前，有親臨其境的力量，是我在銀幕上所看過的最慘烈的戰爭場面。
英國導演Kubrick名作《發條橙》
商業電影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手段，每一個決定背后都有一個原因，要達到某種效果和目的，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其中原因呢？